Nadii，譯言河，或江。又河名。法華文句曰：「那提，此翻河亦江。」慧琳音義二十曰：「那提河名。」西域記八曰：「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訛也。」法華玄贊一曰：「梵云捺地，言那提訛。」 Nadii fuṇyopāya，比丘名。續高僧傳五曰：「那提三藏，此云福生具依，梵語則云布焉伐耶。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
nadī, river, torrent; name of Punyopāya, 布如那提, 布焉伐耶 a noted monk of Central India.
一那提 梵名 Nadī。全稱布如烏伐邪（梵 Puṇyopaja?），意譯福生。七世紀中印度人（一說北天竺）。少出家，從名師學而開悟。既志弘道，遂歷遊諸國，不辭遠夷，嘗往錫蘭，隨緣遊化南海諸國，適聞我國佛法興盛，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一千五百餘部，於唐高宗永徽六年（655）至長安，敕住大慈恩寺。顯慶初年，帝有疾，以師識異藥，乃敕往南海諸國採集，及至，諸王相率歸敬，為其立寺，遂於其地度人授法。龍朔三年（663）還大慈恩寺，譯出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阿吒那智咒經等三部三卷；同年，南海真臘（高棉）王請往，師遂一去不返。據傳，師為龍樹門人，著有大乘集義論四十餘卷。〔續高僧傳卷四、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一、開元釋教錄卷九〕p3824
那提 唐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焉伐耶，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慈恩翻譯。
那提（梵Nadī） 中印度人（一說北天竺）。梵名應為「布如烏代邪」（Punaudaya）或「布如烏伐邪」（Punpāya），意譯福生。自幼出家，善達聲明，通諸訓詁。既志弘道，遂歷遊諸國。不憚遠夷，曾往錫蘭、楞伽山，隨緣遊化南海諸國。適聞中國佛法興盛，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一千五百餘部，於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抵達長安，敕住大慈恩寺。顯慶元年（656），奉敕赴崑崙諸國求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其立寺，遂於該地度人授法。龍朔三年（663）返大慈恩寺，譯出《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以上二經現存）、《阿吒那智咒經》等三部三卷。禪林寺沙門慧澤譯語，豐德寺6 門道宣綴文及製序。同年，應南海真臘之請，遂自長安出發，後不知所終。相傳師為龍樹之傳人，著有《大乘集義論》四十餘卷。 據《續高僧傳》卷四〈那提傳〉、《開元釋教錄》等諸錄載，那提曾受玄奘排斥，故譯經宏願未遂云云，就此熊十力、張建木均曾撰文質疑。熊氏在〈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一文中謂︰「蓋當時舊派反對奘師新譯，借那提之事，以造作謠言，誣陷奘師，群情如風波，轉相傳播，而奘師遂受千古不白之冤。」並列舉數疑點，以駁斥諸錄所記。張氏亦條舉數疑點以駁斥之，且謂〈那提傳〉是一篇有問題的傳記。 ◎附︰張建木〈讀「續高僧傳‧那提傳」質疑〉（摘錄自《現代佛教學術叢刊》{6}） 道宣《續高僧傳》第四卷中的〈那提傳〉，我認為是一篇有問題的傳記。傳中提到那提是一位親傳龍樹大師衣缽的了不起的大法師，唐‧永徽年間來到中國長安，隨身帶著很多梵本經論，想在中國翻譯弘通，但受到玄奘法師的阻力，志願未遂。若果真有這件事，當然是玄奘法師的盛德之累。可是如果把這篇傳記仔細讀一下，就不難發現不少可疑之點。現在把我認為有疑問的傳文徵引如下，並分別加以論列︰ （1）「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烏代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按布如烏代邪原文當是Punaudaya。《南條目錄》根據別本作布如烏伐耶，因此還原為Punpāya（Puna＋tupāya）。按upāya，此云方便（漚和），意譯不當作「生」。而且「伐」字古代是個有舌音收尾的入聲字，通常用以作為bat、bad、bar或vat、vad、var的音譯字，不當以之作pā的對音。 這一層且不多談，問題是布如烏代邪如何竟「訛略」為那提﹖根據何種音理來說明這種「訛略」﹖道宣也參加過譯場，縱然一時鬧不清，也可以問問別人，糊里糊塗地就說布如烏代邪訛略為那提；未免令人不解。因此，首先這個人的名字就有問題。 （2）「以永徽六年（655）創達京師，有敕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中略）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那提既蒙敕令住在慈恩寺，何以必須玄奘牽引﹖如永徽三年阿地瞿多來長安，也是奉敕安置於慈恩寺，然而他在翻譯《陀羅尼集經》時就得到當時權貴英國公、鄂國公的支持（參看《開元釋教錄》卷八）。那提若是如傳中所述那樣有學問，何以當時顯貴竟沒有任何人作他的護法！ 而且，今本那提所譯《師子莊嚴王請問經》的卷首，有一篇題為道宣所撰的序文裏說︰「皇上重法，降禮真人，厚供駢羅，祈誠甘露。」同樣，在那提所譯《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的道宣序文說︰「來儀帝里，頻謁天庭，降厚禮於慈恩，將歸飛於海表。」當時皇帝既是對他那樣「降禮」，給了他那麼多的「厚供」，並且向他祈求「甘露」，他也「頻謁天庭」，那末，玄奘這一關，何必一定要過﹖還落得「返充給使」﹖可疑，可疑！ 還有一點應該提到，題為道宣所撰的這兩篇經序，只說那提在龍朔三年（663）來長安，而《續高僧傳》說是永徽六年來長安，顯慶元年（656）奉命赴南海採藥，龍朔三年返回長安。若果然是永徽年間帶著梵本來到長安，同一著者所撰的經序，何以竟隻字不提﹖這也是可疑之點。 （3）「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為奘將北出。」「北出」不知何所指（玉華宮在陜北，最可能是指玉華宮）。玄奘自己將來的梵本經論都沒翻完，何必攜出另外的經﹖而且由顯慶元年到龍朔三年，即〈那提傳〉中所稱那提離開長安的幾年間，玄奘到過洛陽，住過西明寺、玉華宮。到洛陽去，不可能隨身攜帶那麼多的梵本。到玉華宮的目的，主要是為譯《大般若經》，其次所譯的幾部卷頭不大的毗曇、唯識諸論，玄奘自己應有梵本，沒有必要把其他眾多梵本帶去。若是曾經把慈恩寺的大部分梵本都搬到玉華宮或新建成的西明寺，那麼，這是一件大事，史傳上應當有記載，如把經像從弘福寺移到慈恩寺，《慈恩傳》就有明文，可是在有關的史傳中找不到從慈恩寺移出梵本的敘述。相反，在《慈恩傳》卷十敘述玄奘身後時說︰「自余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冥詳的〈玄奘行狀〉也說「自余未翻本，付慈恩寺好掌，勿令損失」。既然未翻經論交慈恩寺保管，大部分梵本一定始終放在慈恩寺。 而且，當佛陀波利譯完《尊勝陀羅尼經》之後，原本被留在宮內，波利請發還，即蒙允許（《開元錄》卷九）。如果真是屬於那提的梵本被玄奘帶走，他請求皇帝催玄奘發還，想來也不是作不到的。 還有，那提如果真像傳中所述那麼有學問的話，照一般情況應該能夠背誦一些重要經論，似乎不至於沒有梵本就束手無策。 （4）「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據《開元錄》說，《師子莊嚴王請問經》，一名《八曼荼羅經》。奇怪的是，道宣所撰的《大唐內典錄》中沒有著錄這三部經。《內典錄》有的本子卷首題「麟德元年（664）撰」，有的版本後序作「龍朔四年（即麟德元年）出」，時間在那提譯經之後，如果道宣那麼欽佩那提，何以不著錄那提所譯的經﹖若說《內典錄》主要部分脫稿較早，道宣既然為那提作傳叫屈，寥寥的兩三部經名也似乎應該補入。最早著錄那提所譯經目的是《武周錄》，這部目錄常常註明出處，那提所譯的經並沒說明出於何錄。《開元錄》卷九︰「惟譯八曼荼羅等經三部，（中略）豐德寺沙門道宣綴文並制序。」這話可能也有問題，若是道宣真的作過那提的助手，何以在《續高僧傳》〈那提傳〉中不提﹖道宣曾助譯《大菩薩藏經》，見於《續高僧傳》〈玄奘傳〉。此處似乎也應當同樣加以敘述。 （5）「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龍樹的生卒年月不可確知，關於龍樹的年齡有一些神話式的傳說，如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第十五章。按常識來推，龍樹不會到唐朝有弟子。《慈恩傳》卷二也提到玄奘在磔迦國曾遇到一位龍猛的弟子長年婆羅門，他當時已經活了七百歲。當然可能有這類的傳說。但以道宣這樣飽學的出家人，關於此事只敘述這麼一句，似乎也過於簡單輕率。 （6）「大師隱後，斯人第一。」大師當指龍樹。這話更離奇！如果那提的造詣竟然超過了提婆、無著諸師，在印度本國也應該有所表現，何以奝然無聞﹖縱然有人說過這類的話，道宣能這樣輕信嗎﹖ 在這篇五百三十餘字的小傳中，居然發現這麼多的疑竇。現在這裏姑且不下結論，僅提出一些問題供佛教學者考慮。即︰ （1）《續高僧傳》自序稱「正傳三百四十人（一作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而今本正傳凡四八五人，附見二一九人（據陳援菴先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所統計）。其所增多的部分，是否都出於道宣的手筆﹖（陳先生以為仍是道宣所作，但未提供充分證據。）由此就可以考慮〈那提傳〉是否真是道宣所作。 （2）大藏中所收那提所譯經的序文是否是道宣所作﹖抑或出於他人的依托﹖ （3）玄奘阻礙那提的譯經有無其事﹖ （4）那提在佛教史中的地位如何﹖是否就可以信賴今本《續高僧傳》〈那提傳〉中的敘述﹖ 在這些問題未得到澄清以前，〈那提傳〉中的敘述最好不要當作信史來徵引。 〔參考資料〕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一；《續古今譯經圖紀》；W. Pachow《Chinese Buddhism|Aspects of Inter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返回 總目錄
譯曰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