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刻大藏經於石，封藏於涿州白帶山者。
一靜琬 （？～639）隋代僧。籍貫不詳。又作淨琬。冥報記卷上稱為智苑。大業年中（605～617），師住於幽州（河北）智泉寺，鑑於北周武帝徹底破壞佛教，遂發願刻一切經於石，封藏於涿州（河北）白帶山中，以備法滅後學人遵遁進道之資。山因之易名為石經山，後又改名石景山。當時，曾得隋煬帝皇后之助。唐貞觀十三年，師志未竟而示寂，由門人繼其刻經之業。〔法苑珠林卷十八、小西天石經堂記〕p7972
靜琬（﹖～639） 隋代僧。亦作淨琬、智苑、知苑。鑑於北周武帝毀佛破壞佛經，遂發願將佛經刻石以保存於世。隋‧大業年間（605～617），居於幽州（河北）智泉山，在白帶山壁上鑿石刻石經；其後，法徒代代相傳，形成風氣，乃刻成部數浩繁之房山石經。 ◎附︰藍吉富〈石窟與石經〉（摘錄自《隋代佛教史述論》第七章第一節） 隋代佛教石刻事業之最為膾炙人口者，當推沙門靜琬的房山石經一事。靜琬事蹟，《續高僧傳》未載。初唐人唐臨所撰《冥報記》曾載其刻經本末，然而其所稱「靜琬」之名則為「智苑」。此外，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所記與唐臨所記大體相同，而且也稱刻經者為「智苑」。《冥報記》卷上︰ 「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中略）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中略）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 按「靜琬」之名，遼‧趙遵仁的〈涿州雲居寺四大部經記〉文中作「淨琬」，而《帝京景物略》，查禮芯〈題上方二山紀遊集〉、《大明一統志》以及清人資料等則都作「靜琬」。因此「靜琬」一名遂成近世定稱。趙遵仁〈涿州雲居寺四大部經記〉云︰ 「……又於（石室）左右別得古記云︰幽州沙門釋淨琬，精（疑漏一「練」字）有學識。於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一藏，以備法滅。遂於幽州西南白帶山上，鑿為石室。以石勒經，藏諸室內。滿即用石塞戶，以鐵錮之。其後雖成其志，未滿其願。以唐‧貞觀十三年奄化歸真。門人導公繼焉。導公沒，有儀公繼焉。儀公沒，有暹公繼焉。暹公沒，有法公繼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絕其志。」 《帝京景物略》以為靜琬的刻經理想，係受北齊沙門慧思的影響。該書引〈生芯題草〉云︰「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靜琬法師，承師付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 由此可知，靜琬與天台智者大師同屬慧思禪師門下。其所完成之石經則為《大涅槃經》一部四十卷。據前引趙遵仁〈四大部經記〉所載。遼時所發現之石經，亦即自靜琬以迄第五代之法公等人所完成的石經，共計七一０卷，石碑二一三０條。該文載︰「正法念經一部全七十卷、計碑二百一十條。大涅槃經一部全四十卷，計碑一百二十條。大華嚴經一部全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計碑一千五百六十條。」 據趙遵仁碑文所記，在遼代發現石經的是遼朝樞密直學士韓紹芳。其後，韓紹芳將該事上奏遼聖宗。因此又由遼朝政府之力，再度賡續刻經事業。趙氏碑文記遼代刻經數目如次︰ 「自太平七年至清寧三年中間，續鐫造刻大般若經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以全其部也。又鐫寫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計碑三百六十條，以成四大部數也。都總合經碑二千七百三十條。」 自隋迄遼，所刻石經總數是石碑二七三０條，經文九一０卷。刻經是一種枯淡、遲緩的事業，然而經過靜琬的肇始，五代法嗣的紹承，加上遼朝的賡續其業，居然完成了將近千卷的石經。其事不祇顯示一件集體工作的成就，而且更顯示出佛教徒堅忍持恒的護法精神。明僧道衍（姚廣孝）曾有詩歌詠其事︰「峨峨石經山，蓮峰吐金碧，（中略）竺墳五千卷，華言百師譯。琬公懼變滅，鐵筆寫蒼石。（中略）功成一代就，用藉萬人力。（中略）如何大業間，得此至人出。（中略）大哉弘法心，吾徒可為則。」 據葉昌熾《語石》所述，房山石經中之一百四十餘枚拓本，在清末頗通行於世。千餘年前的文化遺蹟，仍能傳諸今世。實在令人不能不佩服肇始者靜琬的堅忍毅力與護法精神。 〔參考資料〕 塚本善隆《中國近世佛教史の諸問題》。 返回 總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