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紅史 西藏佛教史籍。蔡巴貢噶多吉（1309～1364）著。始撰於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內容記載元代以前漢、印、藏、蒙、西夏歷史概況和王統，尤其對藏傳佛教噶當派和噶舉派的產生、發展過程記述詳細，是研究噶當、噶舉兩派的重要史籍。全書二十六章，分四部分︰(1)印度古代王統及釋迦世系。(2)中國歷代皇帝事跡。(3)記載元末以前的蒙古王統、帝系。(4)吐蕃王朝至薩迦派掌權的藏族歷史、教派史。此書在一九六一年由干托（Gangtok）西藏學研究所，用藏文鉛字刊行。一九六四年，日本西藏學專家、京都大學佐藤長與大谷大學稻葉正就，依據該鉛字本對照原版，譯為日文。一九七一年義大利藏學家圖齊（Giuseppe Tucci）有新紅史英譯本問世。一九八八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刊行陳慶英、周潤年的漢譯本。p4951
紅史（藏Deb-gter dmar-po） 藏文佛教史籍。藏傳佛教蔡巴噶舉派學者貢噶多吉（藏Kun-dgaḥ-rdo-rje，意譯慶喜金剛）著。成書於元‧至正六年（1346）。為研究西藏歷史的重要史料。向以抄本傳世，故異本頗多。 全書計分四部分︰ （1）印度古代王統及釋尊事蹟，包括佛教中關於宇宙與人類發生、發展的傳說。 （2）中原各王朝歷史，上自周朝，下迄宋末。一般只記朝代更迭，然而對唐代，除記載帝系之外，更加上玄奘取經，以及文成、金城兩公主與吐蕃贊普聯姻的事蹟，且申明資料取自漢文史籍。此外，對南宋恭帝趙□，即合尊大師皈依藏傳佛教薩迦派後，又被元帝賜死的事蹟記述甚詳，足以補漢文史籍之不足。 （3）記載元末以前的蒙古王統、帝系。 （4）吐蕃王朝至薩迦派掌權的藏族歷史、教派史。對吐蕃王統，以及薩迦派、噶當派、噶舉派等的源流及世系有扼要的記載。對噶舉派中塔布噶舉系的噶瑪巴、帕木竹巴、止貢巴等支系的歷史，也分別有所介紹。 明‧嘉靖十七年（1538）格魯派僧人班欽‧索南札巴所撰《新紅史》，係據此書改編而成。又，西藏另一史書──後出的《青史》──其古代史部分，也曾經參照引用《紅史》的內容。《紅史》一書的公開出現，是在1961年由干托（Gangtok）的西藏學研究所用藏文鉛字刊行問世。1964年，日本的西藏學專家，京都大學佐藤長與大谷大學的稻葉正就，曾依據該鉛字本，對照以相機拍攝的《紅史》原版本譯之為日文本。此外，1971年義大利藏學家圖齊（G. Tucci）有《新紅史》英譯本問世。在漢譯本方面，中國大陸在1981年曾刊行陳慶英‧周潤年的合譯本。 ◎附︰林傳芳〈紅史〉（摘錄自《內明》雜誌第六期） 《紅史》的西藏名為︰《Deb-gter dmar-po》，蒙古語為︰《Hu-lan deb-ther》。藏語的dmar-po和蒙語的hu-lan同為「紅色」的意思，藏語的deb-gter和蒙語的deb-ther又同有「書冊」之意。合起來，即為「紅色的書冊」的意思，取其義，簡稱作《紅史》。 《紅史》中有兩個地方表明它的撰作年代，一在第二章的前段，另一在第四章的最後段。兩處均說此書成於「丙戌年」，而這個丙戌年，被比定為西元1346年。布頓的《教法史》成於西元1322年，那麼《紅史》僅後於《教法史》二十四年，兩書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代的作品，它的價值自然也是相當高的。例如後出的《青史》（Deb-ther sṅon-po）的古代史部份，就曾提到《紅史》，說︰「自松贊崗薄至達爾瑪的事蹟，在喇嘛‧林謙塔巴譯為藏文的《支那紀事錄》（Rgya-yig-tshaṅ）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載。此（按指《青史》的古代史部份）係依據彌達薄‧昆噶德爾覺（Kun-dgaḥ rdo-rje）再改寫的作品，加以敘述。」 這裏說的昆噶德爾覺（Kun-dgaḥ是慶喜，rdo-rje是金剛的意思，故意譯為慶喜金剛），就是《紅史》的作者，所以上面一段文的意思是說，《青史》的古代史部份曾參照引用了《紅史》的內容，可知此書的重要性了。 作者昆噶德爾覺（慶喜金剛）是十四世紀間西藏佛教的一系──剎巴系（Tshal-pa）的領袖人物。剎巴系出於迦舉派（Bkaḥ-rgyud-pa），故亦可以稱為剎巴迦舉系（Tshal-pa-bkaḥ-rgyud）。說到迦舉派，我們就很容易聯想到布頓（Bu-ston），因為他也是出身於迦舉派的綴朴系（Khro-phu）。這樣看來，昆噶德爾覺和布頓，不但在世時代相近，而且屬於同一派（只是不同系而已）。但是，《紅史》裏面只有一處提到布頓，即在第六章述迦當派（Bkaḥ-gdams-pa）系統的後段附帶說到綴朴寺的傳承時，有「霞爐派布頓喀伽（Sha-lu-pa Bu-ston Kha-che）」的字句。除這以外，沒有談及布頓的事，也沒有說他曾看過或參考過布頓的《教法史》。而我們對於昆噶德爾覺的生平，除了上面的片鱗半爪之外，也無法瞭解其詳細事蹟。 《紅史》的成立年代較早，且為《青史》等書所引用，價值很高，是可以認定的。西方的西藏學家，很早以來就注意尋找此書，可是自近代西藏學發達以來，一直未曾發現到此書的真本。西方學者之中，對於此書寄予最大關心的，要算義大利的西藏學家杜奇（G. Tucci）教授了。他在日本發表的〈西藏的歷史文獻〉一篇演講詞裏，述及他尋找此書的苦心和失敗的經驗談時，曾說︰「我從其他書中，發現了此書（紅史），並從其斷片裏，得悉了此書的重要性。昆噶德爾覺大量搜集古代傳說，而對於歷史年代的問題則利用漢文及蒙古文的資料。尤其善用漢藏紀事錄（Rgya-bod yig-ts haṅ）的一點，更值得重視。」因此，他到西藏作史料探查旅行時，也就特別注意此書。一日在拉薩附近某寺獲得名叫《紅史》的一書時，曾興奮得全身發抖。可是，經過詳細調查之後，發覺這部《紅史》乃1538年由別蚌寺的高僧所寫的，與昆噶德爾覺所作者不同。同時也因此才明白，原來《紅史》有新舊兩種本子。 真正舊本《紅史》（昆噶德爾覺所作）的公開出現，乃是近十幾年前的事。那是因為錫金（Sikkim）的一個古籍收藏家登沙巴（T.B. Densapa）氏，不知從何處獲得原書後，於1961年由干托（Gangtok）的西藏學研究所（藏語︰Rnam-rgyal bod-kyi śes-rig-namsshib-khaṅ，英語︰Namgyal Institute oftibetology）用藏文鉛字刊行問世，立即引起西藏學專家的注目。該書標題為「Deb-therdmar-po」，並附上英文書名曰《The RedAnnals》。（中略） 《紅史》卷首的序言是這樣寫著的︰ 願吉祥！歸命言語自在者。為求在學者前，依學者教，得生歡喜，依大智慧，得大果位的緣故。編纂種種歷史和歷史記錄的此書係由為求歡喜而命名為歡喜者所造。依據往昔及現時的種種歷史與種種體裁的記錄，紅史的最初部份，將在此開始敘述。 從此以下便入正文。原書的正文沒有分章，日譯本則依照書中內容，分為八章。茲據日譯本簡述各章大要於後︰ 第一章，印度的王統──從人類有始以來的第一位國王（眾所貴王）的系譜說起，溯及南贍部洲的人類的起源，並述及釋迦族的出現，釋尊的應化事蹟，乃至佛法在印度的流通情形，佛典結集經過等佛教史事。 第二章，支那的王統──引「支那人的記錄」（Rgya-nag-poḥi yig-tshaṅ）敘佛法在漢土流行的經過，諸如漢明時梵僧來華，玄奘往天竺求法等史實和故事。從時代言，上自周朝，下迄宋末。 第三章，彌涅、蒙古的王統──彌涅（Mi-ñag）是藏人對黨項族的稱呼，以後對黨項族所建的西夏國也用這個稱呼。所以這章是敘述黨項、蒙古二族在歷史上的活動經過。前段說黨項族的起源及西夏開國傳說。尤其開國傳說與漢文文獻的記載不同，故對於瞭解黨項民族史的方面，有所幫助。後段則說元朝的開國故事和成吉思汗的英雄事蹟，下至戊申（洪武元年，1368）八月二十九日黃昏，元順帝從大都逃走時為止。 第四章，西藏的王統──從太古時代說起，以至觀音化身的猿猴和救度母化身的岩石精靈女結合而生西藏人種的故事等等，神話色彩極為濃厚。西藏人深信他們的元祖是觀音菩薩，西藏是觀音所選的樂土，他們以此為榮，也因此而生優越感。這種神話故事，以及信仰，可說是固有的民族神話和印度傳入的佛教混合而生的。後出的《王統抵》一書中也有類此的詳細記述。本章的最後一段有文說︰「於陽火‧犬之年（me-pho-khyi＝丙戌）寫此王統記（指紅史的西藏王統的一章）。」 如上文說的，丙戌即1346年，西藏王統的敘述，也就到此年為止。 第五章，薩迦派的系統──薩迦派（Sa-skya-pa）是西藏佛教的一派，創始人為卓彌（Ḥbrog-mi）譯師，特別以道果教授為最著。以薩迦寺為本山，故有此名（按薩迦為白土之意）。在西藏佛教各宗派中，屬於半改革派。本章即敘述此派的傳承經過。 第六章，迦當派的系統──迦當派（Bkaḥ-gdams-pa）是從印度入藏重興佛法的阿底峽（Atiśa）尊者所開創的西藏佛教的一派，屬於改革派。本章即敘述此派的傳承經過。 第七章，迦舉派的系統──迦舉派（Bkaḥ-rgyud-pa）是瑪巴（Mar-pa）譯師所創的一派，與薩迦派同樣，屬於半改革派。此派又分出許多支系，作者昆噶德爾覺即屬其中一系的剎巴系的人。本章即敘述此系的傳承經過。 第八章，伯摩都派、拉派的系統及雜記──這一章把流行於西藏的佛教其他各宗派的傳承情形作綜合的敘述，伯摩都派（Phag-mo-gru-pa）和拉派（Lha-pa）是其中兩派的名稱。雜記則是相當於編後記和結語。 以上是全書八章的大要。前四章是王統史，後四章是宗派史，從此也不難看出《紅史》之合政治史和宗教史為一的西藏史書特有的性格了。 然而，《紅史》是參照了那些文獻資料寫成的呢﹖這是值得考究的問題。關於這點，《紅史》的日文本譯者之一的稻葉教授在〈紅史研究序說〉一文中，曾指出以下七種為《紅史》的原始材料︰ （1）戒律事中的《破僧事》（Dge-Ḥdun-gyidbyen-gyi-gshi）。述印度王統的部份，多據此。 （2）《支那紀事錄》（Rgya-yig-tshaṅ）。述西藏古代史時，曾依據此書。對於這點，《青史》也曾說過。但這《支那紀事錄》，我們只約莫知其係抄譯了《新唐書》〈吐蕃傳〉及《通鑑》〈唐紀〉中有關漢藏關係的部份，在臨洮印行問世的藏文典籍。至於它的真面目，則無從知道，因為還沒有發現到此書的緣故。又此書與所謂《漢藏紀事錄》（Rgya-bod yig-tshaṅ）關係如何﹖這些都是留待後考的問題。 （3）姜巴拉帝師貢（Jambhala Tu-śri Mgon）的證言。本書第二章最後有一句說︰關於蒙古帝國大元的史事，係採取占巴拉拖西貢（Ḥdsam-bha-la sogs-śrḥi Mgon）所說的加以記錄。據西洋的西藏學家魯力希（G. N.Roerich）說，占巴拉拖西貢，就是指1344年奉順帝命到過西藏的姜巴拉帝師貢。從時間上說，《紅史》的撰就僅後於他的來藏兩年，故相當可信。 （4）協臘耶協禪師（Rtsen-rtsi śes-rab-ye-śes）的證言。在第五章述彌涅（黨項）建國神話之後，說以上係據協臘耶協禪師所言。然而這人物的事蹟不詳。 （5）《大實錄》（Ye-ka thob-can）。在第三章述蒙古王統時說，這些係依據《大史》（Ye-ka thob-can），記述其重要的部份。這所謂《大實錄》諒係指《元朝祕史》《十三朝實錄》等類的史籍。 （6）《王統如意樹史》（Rgyal-rabs Dpag-bsam ljon-śiṅ）。在第四章述西藏王統的地方，說是曾向Dpag-thog-pa-Rin-rdor其人探問《王統如意樹史》的內容，而加以引用。由此可知，作者並沒有直接看到《王統如意樹史》一書，而是從Rin-rdor處聞悉的。 （7）原始材料不明的部份。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內容，到底根據什麼資料，作者未加說明，故無從知道。或者是根據作者直接的見聞，也未可知。 除了上列的七點以外，《紅史》曾充分地採用了漢文資料，這是《紅史》與布頓的《教法史》最大不同的地方。如述支那王統的第二章的開頭第一句就說︰「據支那人的記錄（Rgya-nag-poḥi yig-tshaṅ）說，周朝第四代的昭王即位後二十六年的陽木‧虎之歲（śiṅ-stag＝甲寅）的四月八日，世尊誕生於印度。其光明與種種祥瑞，遠在支那，亦能得見。占星家舉行占卜，始知道是佛陀的降世。」 以下，如漢明感夢，白馬西來，唐三藏西竺求法等等佛教故事，想絕不是光據抄譯的《支那紀事錄》一書即能知道其詳細的。而且關於中國佛教史的資料，多與《佛祖歷代通載》等書所記載者相同。所以，「支那人的記錄」一語不是專有名詞（書名），而是泛指漢文史書而言。不但一般史書，就是漢文的佛教史籍，《紅史》也有引用的跡象。 《紅史》可以說是卷豐富，包羅廣闊的一部藏文的歷史文獻。可是，此書仍有許多使人懷疑的地方。我們試舉出書中明知其為附加的部份和脫落的部份來說一說。 述迦當派系統的第六章裏，說到第二十一代的羅奔羅禿先格（Slod-dpon Blo-gros-seṅ-ge）的地方時忽然中斷。接著又忽然從1320年的事蹟寫起，一直寫到1387年的史事。這段後面之文，顯然是後人附加的，因原書作於1346年，不可能預言及未來的事。而且從忽然中斷，忽然續起的文筆，也看出後人蛇足痕跡。 還有一個極明顯的附加的痕跡出在第三章彌涅、蒙古王統的尾段。在這裏，對明朝洪武帝的興起，以及元朝皇帝之從大都大宮殿逃走的經過，寫得非常詳細而且生動。但是，該段史事的最遲年次為1368年（洪武元年），後於《紅史》的成書二十二年。此外，在第四章西藏王統之中，也有類此可疑之處。 以上是說後人所附加的地方。至於應該記述而把它脫漏的，也可以說是此書應受指摘的缺點。如第七章迦舉派的系統裏，說到瑪巴弟子中被稱為東方大柱的楚路通邦得（Mtshul-ston dbaṅ-de）的事蹟時，文章有脫落。因對於南西北方的大柱均作詳細的描寫，唯獨對東方大柱略而不敘，殊為可疑。 最後尚有一點應予指出。即第八章的尾段，有如下的文句︰「這部紅史（Hu-lan deb-ther），聰慧的後生若能讀到它，定能博識故事，成為有學識的人。」 這是全文結束時的筆調。可是，下面卻連續著將近兩頁的長文，而且一開始就從堯、舜、禹、湯等中國古代帝王的故事說起，與本章的上文完全牛頭不對馬嘴。其係出於後人的附加，當可推知。 我們在上文曾經說過，《紅史》有新舊兩種本子，作者與內容均不同，而書名則一樣。舊本（即西藏學研究所刊印的）成於1346年，新本（即杜奇氏所發現的）作於 1538年。其間相差一九二年。基於這一認識，我們還可以推想如下的幾個要點出來︰ 從《紅史》卷首的序言中的Deb-gter dmar-po-rnams（rnams表示複數）一詞，就可以知道寫這序言時，已經有了複數的《紅史》。而在結束文氣的地方，《紅史》不但沒有複數表示，而且用了蒙古語古形的Hu-lan deb-ther。這點，一方面意味著序言係後人所加，其所加年代不會早於1538年──即新本《紅史》出現以前，同時，又可以反轉證明「這部紅史……成為有學識的人」這段結語，確為日本《紅史》所有的，而其後的贅文，則又是後人所加的，在各章各處所附加的部份，雖不能確知其增補的年代，但應不出於舊本成立以至新本問世的一九二年之間。 雖然《紅史》有種種的缺點，但無損於它的史料價值。此書所被指摘的部份，均屬枝末細節，重要的地方，還是極其完整且堅實的。《紅史》的公開出現於世，對於古代西藏史，尤其是對佛教史的了解上，帶來了一道光明，使許多向來無從解知的史事，都能漸漸地獲得解決。當前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去尋找另一文獻，那是《紅史》最根本的資料之一的《支那紀事錄》了。此書若能發現出來的話，不但漢藏關係史上的許多難題可以獲得解決，就是《紅史》所蘊藏著的一些疑問，也可以得到答案。 返回 總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