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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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教 宋代佛教是指從宋太祖建隆元年到衛王祥興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間趙宋一代的佛教。 宋政權建立之後,就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普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廢毀。繼而又派遣沙門行勤等一五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內官張從信在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經版。這些措施使佛教逐漸有了發展。其後各帝對佛教的政策大體不變。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普度天下童行達十七萬人。五年(9 80)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後改名法賢)、施護先後來京,因而國家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久已中斷的翻譯,太宗還親自作了〈新譯三藏聖教序〉。後來院裡附帶培養翻譯人才,改名傳法院。又為管理流通大藏經版而附設印經院。當時印度僧人來華獻經者絡繹不絕,從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間即有八十餘人,內廷存新舊梵本達千數百筴,所以這一譯經事業繼續了百餘年。真宗一代(998~1022 )接著維護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放寬了度僧名額。天禧末(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萬人,比較宋初增加七倍,達到宋初僧尼數額的最高峰,寺院也相應增加近四萬所,另外還有貴族私建或侵佔的功德墳寺很多。這些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於是寺院經濟富裕,經營長生庫和碾磑、商店等牟利事業。到神宗時(1068~1085),因年荒、河決等災害頻仍,國家需用賑款,開始發度牒徵費。這一權宜之策,後來繼續執行 ,數量漸增,反而影響稅收,這些都使寺院經濟與國家財政的矛盾有增無已。最後到徽宗時(1101~1125),由於篤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並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雖然不久即恢復原狀,但北宋統治也隨即告終了。 宋代南遷之後,政府益加注意對佛教的限制。高宗時(1127~1162)即停止額外的度僧,圖使僧數自然減少。但江南地區的佛教原來基礎較厚,國家財政又有賴度牒徵費及免役稅等收入以為補充,故佛教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盛況以迄於宋末。 宋代譯經開始於太宗太平興國初。當時特別設立了譯經院,並制定一些規模,如譯場人員設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後更設譯經使)等,組織比較完備。從太平興國七年(982)起,逐年都譯進新經,繼續到天聖五年(1027),譯出五百餘卷。其後因缺乏新經梵本,譯事時斷時續,維持到政和初(1111)為止。綜計前後譯家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譯經年代974~1001)、天息災(980~986,後改名法賢,987~1000)、施護(980~1017)、法護(中印人,980~983)、法護(北印人, 1006~1056)、惟淨(1009~﹖)、日稱(1056~1078)、慧詢(1068~1077)、紹德( 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總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稱。其中惟淨、慧詢、紹德都是由傳法院培養出來的中國僧人,天吉祥等則幫助金總持翻譯。諸人所譯的總數是二八四部,七五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佔最多數,論部最少。當北宋之初,印度密教發達正盛,有關的梵本流入中國的不會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執政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純部分和佛教的傳統相違反,因而禁止了新譯《頻那夜迦經》的流行,並不許續譯此類經本,這就大大限制了其後的翻譯,以致時常鬧缺乏梵 本的饑荒。此外,從宋代譯經的質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別是有關義理的論書,常因筆受者理解不透,寫成艱澀難懂的譯文,還時有文段錯落的情形。因此儘管譯本裡也有中觀一類的要籍(如龍樹、陳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對當時義學界似未發生什麼影響。 宋代譯經多屬小部,就其種數而言,幾乎接近唐代所譯之數,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聖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經三度編撰新的經錄。祥符時所編,稱《大中祥符法寶總錄》,二十二卷,為趙安仁、楊億等編修。所載譯籍乃從太平興國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間所譯,共計二二二部,四一三卷(此外還收有東土著撰十一部,一六0卷)。這部目錄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進經的年月編次,除列出經名、卷數、譯人而外,還附載進經表文,這都依據當時譯經院的實錄,所以連帶記載著有關譯場的各事,如新獻梵筴、校經、更動職事等等,其體裁和過去的各種經錄完全不同。天聖時所編新錄稱《天聖釋教總錄》三卷(亦作三冊),譯經三藏惟淨和譯場職事僧人等同編。它係當時全部入藏經典的目錄,記載著《開元錄》各經、新編入藏的天台慈恩兩家著述、《貞元錄》各經、《祥符錄》各經、再附載其後新譯各經,一共六0二帙,六一九七卷。景祐時所編新錄稱《景祐新修法寶錄》,二十一卷,呂夷簡等編。體裁和《祥符錄》一樣。所收譯籍即緊接《祥符錄》,從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間譯出的各種,共計二十一部,一六一卷,另外還收有東土撰述十六部,一九0餘卷。 從五代以來,中國木版雕刻技術有了很快的發展,因此宋代對於佛教的大藏經,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綜計宋代三百餘年間官私刻藏凡有五種版本,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點。第一種為官版。這從開寶四年到太平興國八年(971~983)費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 也稱蜀版。所收的以《開元錄》入藏之經為限,共五千餘卷。版片運藏於汴京的印經院,當時新譯各經即陸續刻版加入。後來還添刻新入藏的東土著撰以及《貞元錄》各經,並全部進行了校勘,所以此版的內容時有變化,數量也逐漸增加,最後達到六五三帙,六六二0餘卷。它的印本成為後來一切官私刻藏的共同準據。並曾經印贈於高麗、契丹等地,而引起它們的仿刻。第二種是在福州私刻的東禪等覺院版。此版乃為便利距汴京稍遠的各寺院的需求而發起,元豐初(1078)由禪院住持沖真等募刻,到崇寧二年(1103)基本刻成,請得政府允許給予崇寧萬壽大藏的名稱。其後還補刻了一些《貞元錄》經和入藏著述,到政和二年(1112)結束,共得五六四函,五千八百餘卷(南宋乾道、淳熙間又補刻十餘函)。第三種是福州私刻的開元寺版。即在東禪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組織了刻經會支持開元寺僧本悟等募刻。這從政和二年到紹興二十一年(1112~1151)經四十年,依照東禪版的規模刻成(南宋‧隆興初曾補刻兩函)。第四種是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刻版,通稱思溪版。此版開刻時期約在政和末(1117),也是受著東禪版完刻的刺激而發起的。刻費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所出。內容依據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四八函,約五六八七卷。此版先藏圓覺院,淳祐後移到法寶資福禪寺,因為原來的目錄和版本不大符合,重行編目,還準備補刻五十一函。就因有此一種新的目錄,後人遂誤會另有刻版,而稱之為後思溪本。第五種是平江磧砂延聖禪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響而發起,南宋‧紹定初(1228)由當地官吏趙安國獨自出資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經典為提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編定目錄,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後即因兵禍漸迫而中止,後入元代才繼續刻成。因此,它對原定目錄的內容頗有更動,並補入元刻各書,共得五九一函,六三六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實踐的傾向甚為顯著 ,故禪淨兩宗最為流行。宋初,雲門和臨濟並盛(禪家五宗內溈仰數傳以後即不明,曹洞與法眼當時也都不振)。臨濟正宗由風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繼興化存獎(830~888)的系統傳承而下。其後各代為首山省念(926~992)、汾陽善昭(947~1024)、慈明楚圓(986~1039)。楚圓的門人黃龍(隆興)慧南(1002~1069)和楊歧(袁州)方會(992~1049)分別開創了黃龍、楊歧兩派(和臨濟等五宗合稱七宗),都盛行於南方。南宋時,楊歧且進而成為臨濟的正統。方會再傳為五祖法演(﹖~1104),三傳為佛果克勤(圓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雲門宗雪竇重顯的著作《頌古百則》加以發揮,成《碧巖錄》一書,為禪學名著。他門下有虎丘紹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帶活動。大慧提倡看話禪,其影響尤為久遠。當時江浙禪寺極盛,各地巨剎有五山十剎之稱,而黃龍、楊歧兩宗後來還遠傳於日本。 雲門宗在宋初也很佔優勢。得香林澄遠(﹖~987)一系再傳的雪竇重顯(980~1052)著《頌古百則》,大振宗風。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創興禪院,即是請雲門五世的大覺懷璉(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緣密圓明三傳的靈隱契嵩(1011~1072),祖述《寶林傳》,反對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傳》之說,而釐定禪宗的印度世系為二十八祖,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及《傳法正宗論》。他強調禪為教外別傳,一反當時禪教一致的常見。他還針對其時闢佛的議論作了《輔教篇》等等。由於他擅長文章,得著仁宗和在朝的官僚們的稱賞,他的著述也被許入藏流通,這更加強了雲門的宗勢。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漸衰微,其傳承終於無考。 此外,曹洞宗僅洞山嫡傳的雲居道膺(﹖~902)一系綿延不絕,從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後漸盛。再經丹霞子淳(1064~1117)傳弘智正覺(1096~1156),提倡默 照禪,與看話禪並行。又丹霞一系,在天童如淨之後傳入日本。 又在禪宗之外,律宗和賢首、慈恩的義學,宋代也相當流行。天台宗則更有新的發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單傳,其中心移於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寶律師傳承的贊寧(911~1001)有律虎之稱,很受帝室的推崇。從法寶七傳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註解了道宣的著述,達七部之多,所著解釋《行事鈔》的《會正記》尤其重要,因而繼承他的一系有會正宗的稱呼。他的再傳弟子靈芝元照(1048~1116),原學天台宗,後即採取台宗之說以講律,也註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他對於《行事鈔》的著書稱《資持記》,就一些行儀如繞佛左右、衣制長短等都有不同的見解,於是別成資持宗。後來此宗獨盛,傳承不絕,並東傳於日本。宋末寶祐六年(1258)臨安明慶聞思律師還請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記文入藏印行。 賢首宗學說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溝通《圓覺》《起信》的理論,著名人物有長水子璿(﹖~1038)。他的師承不明,嘗從琅琊慧覺(傳臨濟宗汾陽善昭的禪法)學禪法,受到慧覺的啟示,乃努力重興華嚴宗,因之帶有教禪一致的意味。其門下有晉水淨源(1011~1088),他雖然曾受學《華嚴經》於五台承遷和橫潮明覃,但由於子璿的影響,推崇《起信》,以為從杜順以來即或明或暗地引據《起信》而立觀門,所以他在華嚴宗的傳承上主張立馬鳴為初祖,而構成北宗七祖之說。其時高麗的僧統義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學於淨源之門,後從高麗送回好多《華嚴經》的章疏,大大幫助了華嚴宗的復興。到南宋時,淨源的三傳弟子有師會,註解了《一乘教義分齊章》,嚴格處理同教別教問題,而以恢復智儼、法藏的古義為言,他還批評了其前道亭和同時觀復對於教判的說法。他的弟子希迪,頗能發揮其說。後人即並稱他們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義和請准華嚴宗 著述編入大藏,他又向高麗搜羅到智儼、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華嚴義學在南宋一代始終活躍。 慈恩宗入宋以來的傳承不明,但繼承五代的風氣講《唯識》《百法》《因明》各論的相繼不絕。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繼倫等。在譯場的執事也多能講諸論。《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聖四年(1026)並編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龍興寺守千(1064~1143)為一大家,他嘗校勘道倫的《瑜伽師地論記》刊版流通。 天台宗經五代時吳越王錢弘俶向高麗求得重要著述而復興,入宋以來的傳承,從義寂(919~987)、義通(927~988)到慈雲遵式(964~1032)、四明知禮(960~1028)益趨興盛。遵式嘗於乾興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懺,並請得天台教典入藏(天聖四年編入),一宗的勢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為重心。與四屆瞑時而屬於義寂同門慈光志因的一系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頃)。源清傳梵天慶昭(963~1017)、孤山智圓(976~1022)等,他們受了賢首、慈恩學說的影響,只信智顗《金光明經玄義》的略本為真作,而主張觀心法門應該是真心觀,即以心性真如為觀察的對象,連帶主張真心無性惡、真如隨緣而起等說。這些主張都為相信《玄義》廣本為真、專說妄心觀的知禮所反對。知禮曾以七年的長時間和晤恩、智圓等往復辯難,意見終於不能一致,而分裂為兩派,知禮等稱為山家,即稱晤恩等為山外。其後,知禮還闡明別教有但理(即真如)隨緣,與圓教的性具隨緣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說,以致引起門下仁岳(﹖~1064)和慶昭門下永嘉繼齊等的異議。最後,仁岳和知禮法孫從義(1042~1091)都反對山家之說,而有後山外一派(亦稱雜傳派)。不過知禮門下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繼續發揮師說,影響甚大,終至以山家之說代表天台一家,而盛行於南宋之世。廣智系有善月( 1149~1241)、宗曉(1151~1214)、志磐(1253前後)。志磐以著《佛祖統紀》而著名。神照系有有嚴(1021~ 1101)、了然(1077~1141)等。南屏系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雲(1088~1158)。法雲著作《翻譯名義集》。宋代天台宗義也前後好幾次對日本的台宗給予影響。 由於禪宗排斥天台法統二十四祖之說,兩宗中間久已存在了一些矛盾見解。末後徽宗時(1101~1125)沙門清覺據杭州白雲庵創立新教,稱白雲宗,即用天台之說排斥禪宗。此宗後來雖然備受禪宗的反對,但勢力仍存。 律、賢、台等宗在修習方面,本來各有其觀行法門,但宋代很多宗師常聯繫淨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這就幫助了一般淨土宗的傳播。天台宗對淨土的關係尤見密切,從知禮起就很重視智的《觀經疏》,而用本宗觀佛三昧的理觀方法來組織淨土教,並還結念佛淨社,集道俗近千人。其次遵式則重視《淨土十疑論》,而採用天親《往生論》的五念門,並參以懺願儀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淨業會。此外,智圓同樣地闡揚《觀經疏》。各人門下的傳播也很廣,如知禮門下的本如即繼遵式之後結白蓮社以弘揚淨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響,以觀心與念佛並重,而視同定慧之學,與持戒並為實踐法門,其門下用欽跟著弘傳。南宋初,天台學者道因,曾一度評破其說,但其門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華嚴宗因有普賢行願求生西方的典據,開始淨源即主張修習淨土,後來義和提倡華嚴念佛三昧,也盛讚往生法門,但未能繼續發展。另外,禪宗當雲門盛時,像天衣義懷、照圓宗本、長蘆宗賾等,都是禪淨雙修,而約集蓮華等會。到南宋時,臨濟代興,對這方面卻無何進展。 至於純粹的淨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廬山蓮社故事,在杭州西湖結淨行社,集合僧俗千餘人,提倡念佛。後來由於各宗都傾向修行淨土的推動,各地結社集會益多,有些寺院還建築了彌陀閣、十六觀堂 專供念佛修行的場所,就越加推廣淨土信仰於民間,而成為風俗。特別是一些居士也相隨提倡,如馮揖之發起繫念淨土會,張輪之發起白蓮社等,於是淨土法門逐漸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曉所編《樂邦文類》裡,即以蓮社為專宗,和禪、教、律並稱,還以善導、法照、少康、省常、宗賾上承慧遠為淨土教的歷代祖師。其後志磐更改定為七祖(從慧遠而下為善導、承遠、法照、少康、延壽、省常),一直為後世所沿用。又在淨土信仰發展的中間,有關淨土的《往生傳》類也陸續傳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這類著作,即於其中可見出淨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實,這也可說是宋代佛教的一個特點。 宋代禪教各家的理論組織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觸既繁,乃引起種種反響。其初,一些儒家學者仍舊用傳統的倫理觀點,對佛教著文排斥,如孫復的《儒辱》、石介的《怪說》、李覯的《潛書》、歐陽修的《本論》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對於此等攻擊卻是用調和論來緩和。如契嵩作《輔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說儒佛兩者都教人為善,有相資善世之用。在這種說法的影響下,儒者間也出現了調和之說。如張商英、李綱等,都以為佛與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廢。另一方面,由於禪宗的實踐趨向於簡易,理論典據又集中在有限的幾部經論,如《華嚴》《楞嚴》《圓覺》《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時也牽合到儒家的經典《中庸》來作解釋,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養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終至構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和佛教相抗衡,這便是宋代勃興的理學。 在理學的代表人物裡,或則和禪師們有關係(如周濂溪、謝上蔡之和東林常總等往還),或則對禪家思想有深刻研究(如程明道出入於老釋數十年,朱晦庵喜讀大慧等語錄),他們受到禪宗的影響都很顯然。因之為理學中心的程朱一派,對宇宙本體的方面,用無極、太 極以及理氣等來作解釋,就和禪家經常提到的由真如生滅兩門生一切法的說法相通。他們談到人生問題,強調心性和天理,又推崇性善,以為人心本來具備倫理道德的標準,甚至借用佛教中自家寶藏的成語,這些也都和禪家的真心、性德說法有其淵源。至於在修養上,主張定性、居敬等等,也多少採用禪家的直指人心以及常惺惺的提撕精神。不過他們始終不滿意於禪宗的頓悟、偏空,不能踏實窮理,又廢除人事而陷於拘拘生死的自私。推究到性理方面,他們也批評了禪宗之以作用為性,而忽視了規範的天理意義。另外,陸象山一派創倡心學,以尊德性為主,和禪宗的思想更加接近,但依舊非難佛家之偏於出世。後人也看出他們這樣的態度是陽儒而陰釋。實際在當時,儒佛兩家所維護的都偏於當政者的方面,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會有種種相通之點,是無怪其然的。 宋代佛教的發展也影響於國外的佛教界。如高麗,從五代以來常有禪師來華受學各宗禪法,歸國開山。宋‧元豐末(1085)更有教家義天入宋,從汴京覺嚴寺有嚴、杭州大中祥符寺淨源、從竦等學華嚴宗、天台宗,帶回去章疏三千餘卷,後編錄刻入續藏經。他在高麗,宏傳華嚴宗而外,還大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時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僅奝然、寂昭、成尋等三數人。他們多為巡禮聖跡,到過天台、五台等地。□入宋,從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傳)學律三年,又學禪,學天台,一共在宋十年,歸創泉湧寺,大傳律學。又有淨業,於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鐵翁學律,在宋十四年,歸創戒光寺傳律,與泉湧寺並峙。其後俊芿一系仍有入宋習律的,使宋代律學發生的影響益深。此外,宋代佛教也傳播於回鶻、西夏等少數民族地區,佛經且轉譯為回鶻文和西夏文。 宋代的佛教文學、藝術也很有特色。當時禪宗盛行,各家都有語錄,運用接近口語的文字記載,在體裁上別創新格,而影響到一般文學。特別是儒者的說理記錄,也時常模仿它。還有俗講變文一向在流行,並演變為唱曲,遭到國家法令的禁止,但俗文學中評話、小說及唱講詞本都已受其影響而益加發展了。在佛教藝術方面,塑像技巧,顯著提高,而以寫實見長,形像亦端嚴優美,能刻畫性格。遺存的代表作品有麥積山石窟中供養人像、長清靈嚴寺羅漢像、太湖洞庭東山紫金庵羅漢像等。石刻比較稀見,但如杭州南山區飛來峰諸刻,又四川大足寶頂摩崖各像,都極生動精緻,技巧也很洗練。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為常見,僅江西一省遺構即不下十處(如浮梁西塔寺塔為宋初建築,安遠無為塔為南宋建築等)。又仁宗皇祐初(1049),開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舍利,其塔連基高二十餘丈,用褐色琉璃結構,有鐵塔之稱,尤為特出。在繪畫方面,則發揮宋畫寫實之長,多畫觀音、羅漢、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賈師古等。僧人以佛畫著名者有牧溪、玉澗、仲仁等。(呂澂) 〔參考資料〕 《中國佛教史》(下)、《宋代佛教史研究》(《世界佛學名著譯叢》{45}、{47});《中國佛教史論集》(《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小笠原宣 秀《宋代佛教史の研究》;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史》;塚本善隆《中國近世佛教史の諸問題》;常盤大定《支那偺於け詻佛教衹儒教道教》。 返回 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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